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正在迎来她的30岁生日。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开放教育办学系统，电大的每一步变化，都对我国的开放教育事业具有特殊影响力。在电大30岁庆典前夕，教育部正式转发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教高厅〔2008〕1号），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为了更好地理解此时出台的“发展规划纲要”的意义和内涵，我们特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孙福万对其作一解读。

　　“发展规划”的新亮点

　　记者: 教育部办公厅刚刚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转发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您能否分析一下，这个“发展规划”的制订有何背景？

　　孙福万: 首先说明一点，从最后的定稿时间和具体的实施时间来看，这个“发展规划”与其说是一个“五年规划”， 倒不如说是一个“三年规划”。从这个角度看，它的制订，主要有以下三个比较宏观的背景。

　　第一，党和政府对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未来发展日益重视，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比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现代远程教育覆盖面显著扩大”和“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覆盖全国城乡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等，这对“作为我国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的骨干力量”的广播电视大学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为电大制订《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的政策背景。

　　第二，2008年是邓小平同志批示创办电大30周年，2009年电大即将迎来自己的30岁生日，需要深入总结经验，在新的起点上谋划未来。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广播电视大学，将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第三，2007年，电大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经过八年实践探索，顺利通过总结性评估，开放教育作为“推进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进入常规性发展阶段。教育部总结性评估专家组指出，八年试点已经形成了“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条件下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架，以及相应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但同时也指出，在诸如教学模式改革、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结合、教学基本建设特别是队伍建设、专业建设和系统建设以及素质教育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即积极探索长效机制，以保证开放教育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

　　记者: 与以前的各种发展规划相比，这个“发展规划”究竟有何亮点，或者说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孙福万: 和此前的各种发展规划或者计划相比，这个“发展规划”至少有四个显著特点或者新的变化。

　　第一，与以前的各种发展规划相比，“发展规划”的级别提高了。据我所知，这个“发展规划”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历史上第一次由教育部正式发布的“五年规划”。

　　第二，“发展规划”关于电大发展的指导思想愈加明确，发展思路愈加明晰。举例来说，“发展规划”提到电大发展要着眼于“两个全局”（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全局）；提出了“十六字”的总体发展思路（“理念引导、定位先行、固本培元、度势发展”）；以新的“四个面向”（面向基层、面向行业、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和民族地区）取代了旧的“四个面向”（面向地方、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和民族地区）；提出了“五个一流”的电大系统建设目标（一流的远程教育基础设施、一流的远程教学资源、一流的远程学习支持服务、一流的远程教育研究水平、一流的远程教育队伍）；提出了电大的“四种定位”（机构定位是政府举办的新型高等学校；社会定位是全民终身学习的支柱，学习型社会的平台；办学定位是学历与非学历并重、办学与服务并举；人才培养定位是职业人的教育、应用性人才的培养）等等。

第三，在体例上，我们看到，虽然《广播电视大学2003—2007年发展规划》也有一些数字指标，但相对较少，且以定性描述为主，而这个“发展规划”既对“十五”期间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定量总结，也对“十一五”期间的具体指标和主要措施有定量描述，这显然有利于执行和落实。

　　第四，“发展规划”以一半以上的篇幅描述了今后电大发展的主要举措，这就是“六项工程”和“六项计划”，为电大的未来发展描画了美好的蓝图。“六项工程”即“电大系统建设推进工程”、“课程平台搭建工程”、“教学质量保证和学习支持服务强化工程”、“社会化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工程”、“队伍素质提升工程”和“信息化校园建设工程”；“六项计划”即“证书教育推进计划”、“特定人群教育发展计划”、“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改革计划”、“对外合作与交流计划”、“社区教育推展计划”和“电大文化建设计划”。这个蓝图目标明确，措施得力，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如能顺利实施，必将大大提升电大的综合势力，并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系列措施相互配合

　　记者: 在整个规划的构思中，“六项工程”和“六项计划”之间，是怎样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

　　孙福万: 在“发展规划”中，“六项工程”和“六项计划”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同时又是整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首先，总的来说，作为“发展规划”中的“主要措施”，它们当然都有着较强的实操性，都是关乎电大未来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其次，从具体内容来说，“六项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其基础性可能更强，比如“电大系统建设”、“课程平台搭建”、“队伍素质提升”、“学习支持服务”、“信息化校园建设”等等，都是涉及电大未来发展的重大基础性问题，也是“固本培元”所必然要求解决的难题。而“六项计划”中的问题，其方向性可能更强，即都是目前电大正在积极探索并很有可能成为电大未来发展生长点的重大领域，比如“证书教育（非学历教育）”、“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中小学教师远程教育”、“社区教育”和“电大文化建设”等等，正是“度势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回答的难题。此外，如果说“六项工程”是主要解决“面”上的重大课题，那么“六项计划”则是主要解决“点”上的重大课题。

　　总而言之，“六项工程”和“六项计划”可以说是“发展规划”提出的“理念引导、定位先行、固本培元、度势发展”总体发展思路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点、面结合，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结合的典范，还是“抓常规、抓保障、抓重点”结合的典范。

　　记者: 在规划所提到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中，您认为哪些是最关键、最核心的举措？为什么？

　　孙福万: 这个很难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十二项举措，每项可能都是关乎电大未来发展最关键、最核心的举措。但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在六项工程当中，“系统建设”和“队伍素质提升”两项工程的重要性或者说难度可能要大一些。

　　我们知道，像“课程平台搭建工程”、“学习支持服务强化工程”以及“信息化校园建设工程”等，应该属于教学常规工作的范畴，且主要偏重于技术的层面；而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化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工程”和“电大系统建设推进工程”又是相通的。因此，无论从重要性上来说，还是从难度以及涉及的范围和层次上来说，“电大系统建设推进工程”都是事关电大未来发展的极其关键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决定电大教育乃至远程开放教育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考虑到目前远程教育队伍的复杂性和相对于高校教师队伍的边缘化现实，以及队伍素质之于远程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队伍素质提升工程”的意义同样不言而喻。

　　而在六项计划当中，和其他计划相比，“证书教育推进计划”和“电大文化建设计划”可能更重要一些。我们知道，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实现互通一直是电大教育的薄弱环节，而开展非学历教育又是远程教育的重要生长点，通过建立与学历教育互补的证书教育体系来推进非学历教育工作，应该是做大做强电大教育的必由之路。此外，古人云“三十而立”，已经创立30年的电大应该总结、提炼出自己的文化内涵，对外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对内增强队伍的文化认同感——“电大文化建设计划”作为六项计划中的“殿后”之举，意义自然非同小可，难度也可想而知。此外，像“对外合作与交流计划”，致力于引进国外优质教学资源和国际质量标准，推广对外汉语教学等，这对于中国电大走向世界当然也是重要的。

　　记者: 电大系统建设推进工程，被放在所有系列措施的首位。这么安排有何深意？

　　孙福万: 第一，广义地说，系统建设对于任何远程教育机构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我们知道，远程教育以师生间的时空分离作为主要特征，这首先导致了教与学的时空分离。因此，国内外举办的远程教育项目，都是采取系统运作的模式。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下，被彼得斯称作“最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远程教育，其系统合作、系统建设将变得更加重要。

第二，狭义而言，对于中国电大的发展来说，系统建设问题不仅极端重要，而且简直可以说“生死攸关”。电大自创办之初，就是以系统办学模式运作的。原国家教委颁发的《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1988）明确指出: 广播电视大学作为一所“开放性高等学校”，同时又是“在教学上实行统筹规划、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远距离教育系统”。近30年来，电大逐步发展成为由1所中央电大、44所省级电大、945所地（市）级电大分校和1842个县级电大工作站组成的，遍布全国城乡的庞大网络和一个延伸到基层行政区域的办学系统。这个系统在世界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个庞大但运行高效、配合默契的远程教育系统，才保证了中国电大事业的不断壮大和持续创新。如果离开了这个系统，电大的生存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目前电大系统建设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全体电大人审慎思考、理智抉择。比如，我们这个系统是和国家行政机构对应设计的，这种模式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一面也在逐渐暴露出来。　　又如，随着高等职业教育布局调整，不断向下延伸，目前已有上百所地（市）、县级电大采用并轨模式或合并模式开展高职教育，十多所省级电大设置并立的高职院校，对原有的电大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随着国家对远程教育试点规范管理力度的加大，普通高校网络教育在远程教育市场中的竞争势力不断加强，通过“校外学习中心”也在构建自己的教育教学系统。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迅猛发展，电大的教育教学和教育服务比翼齐飞，也在改变着传统的电大系统，等等。因此，我们不能静止地、更不能消极地看待电大系统，只有认真分析这些新的变化，从而构建一种更加开放的、适应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新电大系统，把电大“做大做强”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我想，也许这就是“发展规划”把“系统建设推进工程”置于十二项措施之首的初衷吧。

　　解读部分条款深层内涵

　　记者: “发展规划”中提到了一系列目标数据，如开放教育年注册学生50万人，非学历培训年均350万人以上，中央电大专任教师达到240人，各地学习中心达到2000个，等等。您能否对这些抽象的数字作一些解读，它们究竟有何具体含义？

　　孙福万: 我上边说过，有大量的数据指标，是该“发展规划”的显著特点之一。而据我所知，这些数据都不是凭空来的或者拍脑袋来的，而是经过反复推敲之后才提出来的。我想举开放教育年注册学生数量的例子，简单说明一下。据统计，2006年电大开放教育注册学生达到73.7万人，2007年更高达77.8万人，但“发展规划”为什么却将年注册学生的数量指标定在50万人呢？我觉得，这首先表明的是一种稳健的工作态度，其次还表明电大在总结性评估之后注重内涵建设、强调教学质量的工作方针。但即便按照这个指标，截至2010年，最保守的估计，全国电大高等教育在校生将达300万人，将占到当时全国高等教育预计在学总规模的10%，成人本专科预计总规模的50%，这个贡献的社会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其他的数据指标就不一一分析了。

　　记者: 关于电大系统建设推进工程的条目中提到，将由教育部制定有关广播电视大学的规章。请问，新的规章与实施了20年的《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相比，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做出重大调整？

　　孙福万: 是的，教育部正在考虑修订原国家教委1988年颁发的 《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具体调整内容，本人不敢臆测，但正如“发展规划”所说，这个新的规章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明确的，即“明确各级电大的定位、职责分工和主要任务、各级电大的管理体制、职能和设置标准以及人员编制、经费投入等，强化中央电大对省、地、县电大引领和支持服务的功能”。

　　这里的重点，我认为首先就是明确中国电大的定位。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和远程教育计划专家王一兵先生，曾经对中国电大的“尴尬处境”有过这样的描写：“资格最老、规模最大，办学层次却最低” 、“尚没有独立的授予学士学位的资格”、“名为大学，实乃高等专科学校或高等教育学院”、“号称大学而并未真正取得大学的定位”等（王一兵《中国电大的定位和走向“世界一流开放大学”的道路》）。显然，从国家和政府的层面，以规章或者立法的形式对中国电大的办学理念、宗旨、目标、机构、管理等加以明确，已是一项十分必要和刻不容缓的任务。

　　当然，制定有关电大的规章不能由电大自己说了算，在正式规章出台之前，工作还是要做。实际上，本“发展规划”在“发展思路”部分已经提到电大的“四个定位”，在“发展总体目标”的第二段更是明确指出: “中央电大作为教育部直属的高等学校，建设成为现代远程教育开放大学和国家远程教育中心；省级电大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属高等学校，按照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建设成为当地的远程教育中心；地、县级电大建设成为当地的远程教育基地和社区教育中心。”应该说，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记者: 规划中还提到要进行电大文化建设。为何现在提出要建设电大文化？文化是可以刻意“建设”的么？

　　孙福万: 我个人认为，提出建设电大文化的初衷，对电大内部来说主要是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对电大外部来说主要是解决“品牌形象”的问题。

　　中国电大包括远程教育的历史都很短，无论是远程教育从业人员还是远程学习者，对远程教育包括电大教育的认同感都还有不小的距离。比如最近我在《中央电大时讯》上读到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电大毕业生田耳的《我的电大生活》一文，其中提到一个细节，“他问我是哪儿毕业的，我有点支支吾吾，告诉他是电大。他领导似的冲我说，你们电大，也是出了几个人才嘛。”田耳为什么一提到电大就“支支吾吾”？别人为什么一听到电大就变成了“领导”的腔调？全国电大已经成立30年，是到了总结、提升自己的文化，宣传、推广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了！特别是，中国电大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教育教学系统，尤其需要通过文化建设来提升整个系统的凝聚力。因此我觉得，“发展规划”将“电大文化建设”列为六项计划“殿后”举措，值得再三体味。

　　文化是可以“建设”的么？确实，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是一种理念或者价值性的东西，好像讲“建设”不太合适。但是，文化并不仅指精神文化，还包括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而且精神文化也是有物质形式的，比如“校训”、“校歌”和“校徽”等等，就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呈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讲“文化建设”是没有问题的。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入总结、提炼我们的文化，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通过一定的物质形式，将我们的文化固化下来。最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在谈到“中国文化标志城”建设时，曾说: “全世界哪里有完全自然的文化标志？一个都没有。泰山如果没有几块碑，谁承认它是五岳之一？都是人造的啊。”我们的电大文化，也需要一些标志性的东西来体现，而这不靠建设来推动，行吗？当然，我不否认，文化的核心还是理念、还是精神，就此而言，所谓“建设”可能主要是一种比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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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福万

　　1964年生。现任中央电大现代远程教育研究所（科研处）常务副所长（副处长），教授。曾任中国电视师范学院副院长、中央电大师范部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进修教育管理专业，2004年在比利时参加 “有效学习环境（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课程培训。著有《远程教育哲学导论》（中央电大出版社2007）、《敝帚集》（首都师大出版社2003），《远程教育概论》（副主编，中央电大出版社2000）和学术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