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学院，记者有幸结识了几位颇有性格的援藏者，他们在西藏过着充实、痛苦也快乐的生活，他们是“雪域高原的教育使者”们真实生活的代表。

小程: 相识三天就结婚

　　小程，27岁，到西藏已六年，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笑容，露出贝壳般的牙齿。高原上长期的紫外线照射并没让这个山东姑娘有明显的“高原红”痕迹。她似乎永远都是那样的精力充沛，一般人在西藏连行走、说话都会放慢脚步，她却连跑带颠一天内几次往返布达拉宫却没太多的反应。甚至在海拔近5000米的阿里地区，她的身体状况跟内地竟并没有什么差别。她说从踏上这片土地就没有过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好像自己天生就应该属于这片土地一样，当她操着一口很地道的藏语跟老乡聊天时，没有人说她是汉族人，顶多说她是“半藏半汉”。

　　作为西藏学院的招生负责人，她还负责学院办公室的日常管理工作、财务工作，同时是9个班的班主任，管理600个学员。这在西藏学院里并不算特例，因为这里所有的管理人员几乎都身兼数职。她笑着跟记者说，自己现在都快变成婆婆了，她会不厌其烦地给学生解答基本类似的问题。为学生做思想工作是她班主任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她介绍说，目前在拉萨地区因学费问题退学的很少，这些学员多数都来自于政府机关，学费多数都由单位报销。他们的问题主要对学习没信心，坚持不下去，所以定期非定期地给学员们打电话鼓劲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她“每天24小时开机，手机一块电池根本不够用”。

　　严格意义上讲，小程并不属于国家政府行为的援藏人员，目前她是学院里唯一一个每年都需要签聘任合同的员工，但她好像并不在乎这些，工作积极，效率很高，自己考了导游证，还在今年考上了西藏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六年前的一天，还是北京某中学体育老师的小程来到西藏旅游，没想到游玩途中，一位山东青年对她一见钟情，认识第三天男孩说，我们结婚吧！小程眨眨眼睛说，结婚也挺好，结吧！第四天两人就领了结婚证，从此她就留在了西藏。

　　结婚六年了，她从没有为当初的举动后悔过。小程笑着说，不认为当初留下来是“高原反应”，时间越久自己就越喜欢这片土地。小程提起与朋友到阿里地区去，新手机落在了那里一个很小的面馆，十多天后，她重新回到那个地方，没想到老板远远地摆着手喊“手机，手机”！

　　小程动情地说，喜欢西藏人的纯朴，想一辈子呆在这里，做更多的事情。

小吴: 到拉萨闯天下

　　与小程类似，小吴也是自己跑到西藏来的。2003年，小吴大学毕业后与同学共同开了一个软件公司，因没经验，不久就关门了。后来，经受不住“日光城”的诱惑，带着仅有的26块钱，来到了拉萨，他报考西藏市政府公务员被录取了。“这个地方适合白手起家，只要有能力会有许多人主动找上门”。尽管后来他离开市政府重新下海亏了16万，他还是为自己感到自豪。他说，作为穷人家的孩子，只凭26块钱进藏，能有这样的经历也是一种财富。

　　小吴刚刚来西藏学院不到四个月，主要负责计算机网络维护工作，他觉得工作强度不大，只是每天反复性的工作较多，“本来想到这个地方歇歇的，至今还没有这个机会”。他说对于他这种急性子的人，西藏学院是一个非常磨练人的地方，最初他的个性经常与学院管理方式出现冲突，后来他慢慢感受到针对成人学生的工作，许多内容体现在细节上，平时工作如果不仔细，常常会给学生、学校带来很大损失，所以他不敢有任何懈怠。

　　来西藏不到三年时间，小吴已经感觉到身体发生的一些变化: 他曾经是高中、大学时的长跑劳动员，现在已经跑不动了，“刚来时踢足球能打个半场，现在跑几步就不行了”。“以前在内地下蹲起来偶尔会感到头晕，现在头晕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记忆力明显减退，跟内地同学聊天反应会更慢一些”。尽管有这些反应，小吴说四十岁以前不准备回到内地去，透过宽宽的黑眼镜，他很认真地说，这边到处都是发展的机会，不甘心就这样离开。

刘旭明: 精神第一

　　刘旭明，39岁，属于援藏二代，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西藏工作，至今已十七年，夫妻两地分居十年。作为西藏学院第一名全职人员，五年来他一直主持学院的一线工作。他不会讲藏语，但喜欢唱藏族人的歌，喜欢雪域高原那种无拘无束、快乐生活的状态，他骨子里似乎就存在这种西藏情结。

　　他出生在敦煌，小时就随父母不断迁移，在湖南，甘肃、格尔木都读过书，在重庆读大学毕业后，1990年分配到户口所在地西藏，任西藏大学电教中心老师，当时整个西藏大学仅有一个三层的教学楼，“教职工住的是土坯房，冬天特别冷，睡觉时会有老鼠在身上爬来爬去”。最初几年他也曾经想过离开，利用休假期间，他到深圳转了一圈，想下海，但当看到下海的同学每天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样子，他决定还是回到拉萨。

　　自从来到西藏学院后，他就没再动过离开西藏的念头，虽然此前他对远程开放教育知之甚少，但他非常谦虚地向援藏干部学习，并与他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员工在提到他时，无不流露出对这位大哥的尊重。无论员工加班到多晚，刘旭明都一直在办公室陪着，饿了一同吃盒饭，完工一同到街边小店喝酥油茶。看到领导这样，下面员工没有任何理由不努力工作。

　　2003年7月，刘旭明在从外地回拉萨途中遭遇车祸，当他睁开眼睛，发现两个人正压在自己身上，右胳膊已经断了，幸好没有性命之忧。在医院仅住了半个月，他就跑了出来，为的是赶着参加在外地举行的教学工作会议。没想到过安检时，报警器不停地响，原来是他胳膊里的钢板在作怪。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用左手按住右手写字，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学会了左手拿筷子吃饭。

　　刘旭明说，已经习惯了天天看到蓝天、白云，人际关系相对简单的环境，现在回到内地反倒有些不适应，每年休假回到昆明的家里，他主要是陪家人，很少出门，也没有什么熟人，在昆明五年，邻居和他从没打过招呼，这样的生活与他在西藏工作时忙忙碌碌，周末和一堆朋友坐一坐，喝喝茶，打打牌的生活截然不同。

　　“我理解物质应该是第二位，精神是第一位，但现在很多人恰恰弄反了，先把物质条件搭建好再来构建精神层面的东西，在这时候其实自己已经失去很多。”刘旭明略有所思地说，西藏的生活让他感到很充实并且愉快，这很重要。他计划在今年或明年把夫人和孩子也接到拉萨来，这样也就可以结束十年来的牛郎织女生活了。

　　一般人只知道，初到西藏的前三天会有高原反应。其实，对于许多内地人来说，无论在西藏待多少年，高原反应始终是存在的。西藏大学副校长、中央电大西藏学院院长韦泰旭作为四川大学的援藏干部，从2005年底到现在，没有一天敢间停吃三种药，藏药——珍珠七时丸，中药——白芷养心丸，西药——倍他洛克。只要有一天停药，他马上心里发慌，心脏时跳时停，最严重时心脏早博达到一天12000多次。在西藏学院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还有不少援藏者忍受着疾病的困扰、与亲人分离等困难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着……